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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把一生活成最彪悍的传

时间:2017-12-02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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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能清楚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遵循它而活,其中一些成了疯子,另一些成了传奇。她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个大写的传奇。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荠麦青青

  有时,男人内心住着一个女人,女人内心也住着一个男人。于前者,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但对后者来说,则是玫瑰多刺亦铿锵。

  譬如“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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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个著名的世界艺术之都,当时弥漫的并不是浪漫优雅的艺术气息,战争的阴霾充斥着这个昔日宁静的欧洲文化中心。

  她的父亲是一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法拉奇从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

  意大利抵抗运动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在狂轰乱炸的巨大声响和冲天的火光中,14岁的她吓得大哭。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告诉她:“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泪水是咸的,但生命中那些比咸涩的滋味更蚀骨入髓的,是其后跌宕起伏的丰富经历带给她的更多体验。

  童年,是本该尽情释放天真与快乐的阶段,但她已经学会了用纤细的手指投掷手榴弹。当冷冰冰的手榴弹被她紧紧握在手里时,她开始懂得那些成人世界才会领悟到的残酷道理。“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

  在命运最底层的污泥浊水中,在乱世的颠沛流离里,她放弃了一切关于女人矜贵、柔软的特质,将不妥协的强韧,不臣服的坚毅融进自己的血液里。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

  从进入该报社的的第一篇报道开始,她便初露锋芒,寻常的新闻内容,她总是另辟蹊径,做出观点鲜明、独树一帜的报道。

  1950年,法拉奇任《晚邮报》驻外记者。经过几年的磨炼,她犀利独特的新闻视角,令人称奇的文学天赋,引起了意大利全国性杂志《欧洲人》的注意。

  《欧洲人》以它更大的影响力,为法拉奇日后的辉煌提供了逐梦飞翔的舞台。从此,她的访谈对象不再是小镇上的警官或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而是国际知名人士。

  在好莱坞,她采访了当红影星玛丽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纳利等人。

  但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是她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要:邓、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都曾赫然出现在她的采访名单上。

  在诸多经典采访教程中,老新闻人都谆谆告诫年轻记者,在被采访对象面前,要做一名最善于倾听的人。

  然而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当仁不让、咄咄逼人的态度。她往往以历史和全局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她用语冷峻、尖锐,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单刀直入,变幻莫测的风格经常获得出其不意的采访战果。

  面对这些纵横捭阖,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很多的采访者会喜欢以“仰角”表达他们的敬畏。但法拉奇从不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态。她的采访技巧非常“刁钻”,会为采访对象布下猝不及防的陷阱,情绪化、穷追猛打地逼问,宛如一场刀光剑影,火花四射的博弈。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火药味十足的交锋,有时令对方毫无退路,乖乖“束手就擒”。这种方式让全世界击节叫好,却让那些大人物感到“惴惴不安”。

  她曾让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游刃有余,鲜有失手的基辛格陷入尴尬,直呼这是他接受过的所有采访中最令其深感挫败的一次。连一向刚愎自用的卡扎菲在她的连环追问下,都无力招架,大怒失言。

  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1967年,法拉奇主动请缨,要求去越南,开始了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生涯。战地记者,向来是男性的专属。但当她将战地记者的证件挂在胸前时,她便轻轻抹去了性别的分界线。

  在越南战场,她看上去像一个孩子一样娇小,甚至羸弱不堪,当她深入前线时,却像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她的背包上写着说明,告诉人们如果她阵亡,将她的遗体运交意大利使馆。

  除了越南战争,她还采访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

  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法拉奇在报道中廓清迷雾,让事实说话。在一次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被士兵揪着头发拽下楼梯,重重地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

  她在《奥莉娅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中讲述了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这样血腥恐怖的场面不是文学的渲染,而是真实的场景。她置身其中,命悬一线。

  法拉奇通过新闻报道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以笔为武器,向这个罪恶丛生的世界宣战。

  1980年8月,法拉奇在三天之内对邓进行了两次采访。访谈过程中法拉奇率直辛辣,锋芒毕露;邓坦诚应对,睿智风趣。通过这次采访,国际社会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法拉奇的采访呈现出原生态的坦率与亮冽: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是希望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和人性,更能抵达真相和真诚。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她以自己敢为人先的勇气和不畏强权的胆识,以卓有建树的采访战绩,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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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奇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她仿佛有着永远挥洒不竭的激情,但生活中,她却扮演着一个“清教徒”的角色。她曾语出惊人:“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而且她还发誓自己一辈子既不会结婚也不会生育。但叛逆如她,最终也没有逃脱爱情的掌心。

  1973年,法拉奇的一位男同事说他要去采访被释放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阿莱科斯,这让她想起了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的父亲。于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的对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采访。

  采访阿莱科斯时,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阿莱科斯回答:“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按你看,人是什么?”法拉奇语气坚定地说:“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1973年,她已经43岁,这朵浑身长满了刺的野玫瑰终于等到了驯服她的那个人——她心目中的英雄。

  虽然这个男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身上散发着的那种激情和勇敢却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内心。

  在阿莱科斯面前,法拉奇母性的柔情全部焕发出来,她无怨无悔地帮助着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把他转移到意大利;她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她欣赏他的斗志和魄力,同时忍受着他的任性和乖张。

  相爱两年后,法拉奇怀孕了,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用不无温柔的笔触写下了她怀孕后的点点滴滴,写她的忐忑不安,写她的悲欣交集。

  她如同每一个沐浴在爱中的女人一样,满怀憧憬,期待着那个美好的小生命的到来。但当阿莱科斯得知这一消息后,非但没有喜出望外,反而语无伦次地问法拉奇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

  三个月后,法拉奇意外地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有人说,人缠不过自己的性格,常常在万籁俱寂时,在走投无路时,以刀铤与自己短兵相接。

  无论在采访的第一现场“长驱直入”,还是在爱情的独木桥上与人“短兵相接”,都无法避免毫发无伤。但既然这个男人是自己选择的,她便甘心为他拔掉了身上的所有刺。于她,生命中的两次燃烧,一是做记者;二是为爱情。

  虽然这个毫无担当的男人曾让法拉奇无数次黯然神伤,但伤心过后,她又母性复萌,对他的宽宥让自己的“软肋”一次次裸裎在他的面前,直至1976年,他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谋杀了他的爱人: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高速向他冲来,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法拉奇说:“阿莱科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

  跟阿莱科斯的爱情还让她文思泉涌,先后创作了两部小说:1975年的《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她娓娓地讲述她对死亡、母性、信念的理解,缅怀未曾谋面即已逝去的生命:“即使我在为我的失败、幻灭和挫折哭泣时,我也坚信痛苦远远胜过虚无。”

  她一生未婚,没有子女,她最后“嫁给”的,是独一无二、震撼世人的记者生涯,还有桀骜不驯,鲜有同道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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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采访女王”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争议不断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媒体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

  褒贬由人,操之在我,她始终忠于自我的风格一直没有改变过。

  有时,一个人的彪悍之处,不在于去改变世界,而是不被世界改变。

  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不卑佞,不溷从,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

  1993,她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演讲,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一位学意大利语的学生抢到了提问机会:“我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读你的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你,你教给我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气和自由......请你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你。”

  13年后,她还是死了。

  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在与乳腺癌斗争了多年后病逝,终年77岁。去世前4天,她执意从已经居住10多年的美国纽约回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已知泉路近,葬我于故乡。

  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前总统钱皮高度赞扬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电影《燃情岁月》里有这样的台词:有些人能清楚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遵循它而活,其中一些成了疯子,另一些成了传奇。

  法拉奇,无疑将自己活成了大写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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